近日，几位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战友聊起时下国内不少地方“拆了建、建了拆”的问题，情绪激动，感慨甚多。其中的一组数字的确让人触目惊心：据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估测，“十二五”期间，我国每年拆除的建筑面积约为4.6亿平方米，按每平方米成本1000元计算，每年因过早拆除房屋导致的浪费达4600亿元。

　　谈到这方面的事情，显然不能不提到被称为“全国第一拆”的天津水岸银座和名门广场。65层、高300多米的水岸银座，与海河仅一路之隔，极佳的区位优势，加上诱人的销售价格，让不少人对其抱以厚望并选择出手，其开盘后曾一度连夺销售冠军的头衔。它的开发商与名门广场一样，是在津城红极一时被称最牛开发商、已身陷囹圄的江苏省委原秘书长赵少麟之子赵晋。去年底，水岸银座和名门广场进入退房退款程序。高楼刚建好就被拆，这一盖一拆浪费了多么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，还制造了环境污染、建筑垃圾等问题。

　　据称，这栋大楼规划审批为35层却建了65层，在楼盘违建之初，相关的单位就没有出面干涉制止？是违建还对民众出售，不是相关监管部门的失职、失察，甚至是不作为吗？拆除所涉及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不是社会公共支出吗？这些损失该由谁承担？

　　“短命建筑”在各地并不鲜见。云南河口斥资2.7亿元建设的中国——东盟河口国际旅游文化景观长廊，建成3年后花费3亿元拆除；建设投入约8亿元、曾是亚洲最大室内足球场的沈阳绿岛足球场，使用不到10年后因“使用率不高”被爆破拆除……

　　按照我国《民用建筑设计通则》规定，重要建筑和高层建筑主体结构的耐久年限为100年，一般性建筑为50年至100年。然而，不少建筑寿命与之相差不少，这与国家倡导的节约型社会精神背道而驰。既如此，“拆了建、建了拆”的闹剧为何一再上演？

　　现在很多建筑“来去匆匆”，行政权力的过度干预是重要因素。如果前后任领导想法不统一，建筑质量再过硬也难逃“夭折”的厄运，此其一。一些地方干部好大喜功，拆一次创造GDP，再盖一次又创造GDP，此其二。随着土地价格的快速上涨，拆迁置换带来的土地收入，成为推倒“短命建筑”的重要推手，此其三。

　　“短命建筑”究竟该怎么管？遏制权力和利益冲动，关键要扎好制度的篱笆，让城市规划建设回归专业和理性，保障决策程序公开透明，不能让“拍脑袋”决策的人有恃无恐；为城市制定15年以上的发展方案，强化城市总规法定地位，严格落实执行；编制省、市、县三级政府部门权责清单，制衡地方行政官员更改规划的权力，杜绝一届政府一套规划现象；保障充分的专家论证和民意征集时间，以决策科学透明来提高项目的合理性；出台相关政策法规，实施城市重大建筑工程项目建设和拆除的责任追究制度，让权力不再“任性”。

　　“拆了建、建了拆”劳民伤财，为公众和社会各界所诟病，人们渴望的是，这样的事情少些少些再少些。